古人眼里的盐被视为“天藏之物”。在中国的地理分布上，东部出海盐、中部出井盐、西部出湖盐，因盐而兴的城镇贯穿东西南北，在中国古代，已形成了丰富多元的“盐文化”。
古人对盐的药物开发和利用很早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卷三“下经”即称，戎盐“可以疗疾”，“主明目，目痛，益气，坚肌骨，去毒虫。”除了抗菌、消毒，还认为盐可“解毒”，例如误中了“班茅”毒，就可以用“戎盐解之”。

当然，盐的功能首先表现在食物调味上。中国古人调味，先要用盐和梅，故《尚书》称：“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。”五味之中，咸为首，所以盐在调味品中也列为第一。

再联系到《尚书•禹贡》有青州“厥贡盐希”的记载，即商代以前的夏代就有“贡”给奴隶主国家的盐。这种盐是做调味品用的，并且极为珍贵，当作贡物上交。因而中国关于食用盐的最早记载时间，可以溯推至夏代。
及至周代，人们已经把咸味作为“五味”（酸、苦、辛、咸、甘）之一，并用于医治疾病。《周礼•天官 宰》中就有“以咸养脉”记载，这是周代人对盐的医疗功用的新认识。
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写的《吕氏春秋》有“调合之事，必以甘酸苦辛咸，先后多少，其齐甚微，皆有自起”、“咸而不减”的论述，这就更具体地谈到了咸味的调理方法。其后，盐的调味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，汉代王莽称盐为“食肴之将”，可见，盐在饮食烹饪中的地位。
人类最早何时开始食用盐，迄今尚未无史籍记载或考古资料可以确切说明。但是，可以想见，如同火的使用一样，盐的发现和食用，同样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。

当古代先民处于“食草木之食，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”的蒙味时代，尚不知何为咸味，亦不知盐为何物。后世人们在祭祀用的肉汤中不加盐，即所谓“大羹不致”以表示对古礼的遵循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•乐书》中对这种古礼也作了记载：“大食之礼，尚玄酒而俎腥鱼，大羹不和，有遗者矣。”典籍的这些记载，都可视为古代先民原本不知盐、不识盐的佐证。因而可以推论，古代先民确实曾经历过一个不知食用盐的漫长历史时期。
人类饮食文化正是从品尝万物开始的，大自然赐与人类的万物中，哪些能食用，哪些不能食用，都是通过人的亲口品尝的积累，才获得食用经验的。

中国古代神话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，正是古代先民无数次地大胆品尝，才构筑起了人类饮食文化进步的阶梯。古代先民经过无数次随机性地品尝海水、咸湖水、盐岩、盐土等，尝到了咸味的香美，并将自然生成的盐添加到食物中去，发现有些食物带有咸味比本味要香，经过尝试以后，就逐渐用盐作调味品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所得到的自然生成的盐，开始摸索从海水、盐湖水、盐岩、盐土中制取。地球上盐的储量最多的是海水。
中国关于食盐制作的最早的记载是关于海盐制作的记载。古籍记载，炎帝时的诸侯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，即所谓“宿沙作煮盐”。历史上是否真有宿沙氏其人，尚不可断定，但可以说，这位诸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海水煮盐智慧的化身。

夙（宿）沙煮海为盐
传说炎帝神农氏属下有一部落居住在今胶东半岛。部落里有位少年叫瞿子，他天性活泼，聪明伶俐，勇敢坚强。在一次不期而至的狂风暴雨中，瞿子的母亲和许多乡亲被海中的恶龙夺去了生命。为替母亲和乡亲们报仇，瞿子决定把大海煮干，制伏海中的恶龙。
以后，每天早晨，瞿子用陶罐舀水来煮。时间一久，瞿子发现每次把一罐海水煮干后，罐底总要留下些白色、黑色、红色、黄色、青色的颗粒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
原来烧的燃料不同，煮出的颗粒就不一样。红松木柴煮出红颗粒，芦苇煮出白颗粒，青枫木煮出青颗粒——这些柴草燃烧时，烟灰裹在蒸气之中沉入罐底，形成不同颜色的颗粒，但咸涩的味道却一样。人们给它起名叫龙沙。
自此之后，部落首领带头，安排大量人力专门煮海。炎帝闻讯后，详细询问了瞿子煮海的经过，封瞿子所在的部落为夙（宿）沙氏〈夙就是早，宿则代表晚〉。瞿子就被封为臣，专门负责煮海制盐，所以夙（宿）沙氏又被誉为制盐的始祖。

那么“盐”字为什么这么写呢？

这要从仓颉造字开始说起~

仓颉造字的故事

仓颉被尊为“造字圣人”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，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，分类别异，加以搜集、整理和使用，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

相传，在夙（宿）沙氏煮出五彩缤纷的海盐后，炎帝带着宿沙氏去拜见黄帝。宴席中，炎帝和宿沙氏献出海盐用于调味，结果海盐调出的味道比黄帝拥有的盐池自然生成的苦盐味道鲜美。黄帝得知是用器皿煮海水的结果后，要求仓颉造一个盐字。

仓颉结合宿沙氏煮盐的经过，身为炎帝之臣等多重含义，就造出了“鹽”字。由臣、人、卤、皿四部分组成。“臣”代表宿沙氏是炎帝的大臣；“人”、“卤”代表盐是由人在监视卤水煎盐，“皿”则说明煮盐所使用的器皿。